为什么感觉清朝历代帝王不怎么去解决八旗兵堕落的问题
八旗军人堕落速度在历朝历代都算慢的，真的比之前所有朝代都好得多。
首先来说，八旗制度本身就是“世兵制度”，就是八旗制度下所有人先天第一身份就是军人。
为什么说八旗制度比历朝历代军事制度都要好呢？
八旗制度是历史上唯一杜绝了吃空饷的军事制度。
比如明朝天启末年，徐光启奉旨巡视昌平一带驻军（和八旗一样的卫所兵），发现花名册上10600人，实际只有6837人。
也就是说昌平驻军吃了3200人的空饷。
这还是京师附近的驻军情况，京师以外地区可想而知。
但是清朝八旗制度杜绝了吃空饷情况，甚至各地八旗驻军长官还为手下八旗士兵生计操透了心。
比如晚清有很多史料记载，各省八旗将军们因为驻地所在地区米价上涨，就千方百计从外省购买低价米运回驻地出售给八旗兵丁平价米。
同样，八旗驻军战斗力从史料上看，以王朝末期军队来说，八旗驻军战斗力还是可以排到前列的。
王朝末期大多数中枢禁军其实都已经不堪一击了，比如西晋的时候皇帝在禁军的保护下连洛阳都出不去，因为当时洛阳御林军打不过洛阳当地的盗贼。
但是我们看1900年北京保卫战，在京城与八国联军主要作战的是以八旗驻军为主力的武胜新队，武胜新队的表现应该说甚至好于聂士成的军队的。
同样，老舍先生《正红旗下》小说里也披露了，即使已经清末，普通八旗底层希望能够被选上的八旗子弟，他们本身的弓马还是相当娴熟的。
这一切都和其他王朝末代一触即溃的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先说结论：其实这是一个错觉，因为清朝帝王并非没有发现八旗兵的堕落，也并非没有着手去解决。
首先，必须先澄清一个误区。比起此前历朝历代的军队，清朝八旗兵堕落的速度算是慢的。如果我们以1644年清军入关算起，百余年之后的乾隆朝时期，八旗兵依然是清军摧城拔寨的主力。如在平定准噶尔、平定大小金川、平定大小和卓、平定廓尔喀等战役中，八旗兵都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力，而且整个八旗兵的状态在那时还是比较昂扬向上的，看不出太严重的懒散懈怠之风。而在入关二百年后的**战争中，由于面对的是现代化的英军，清军自是不敌，但如果历数战争中的表现，我们可以发现，相对而言，能组织起比较有效的抵抗的往往都是旗兵，而绿营一般都是抵挡几下就溃散了，这也导致英军总是能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能沿线攻克海堤重镇。
之所以清朝八旗兵堕落速度相对比较慢，这与清朝皇帝所采取的措施是分不开的。
其实从三藩之乱时，康熙帝就意识到八旗兵战力锐减的问题了。所以，一方面，从他开始，重用绿营兵，绿营兵遂成为清朝国防的常备力量，在清前期的一些对内对外战争中的表现也不负众望。另一方面，从康熙帝开始，历经雍正、乾隆两代帝王，针对八旗兵的整肃和建设就从来没有停止过。
针对八旗子弟尚文轻武，战斗力下降的情况，康熙、乾隆二位帝王采取比较积极的措施，如多次举办大规模的木兰秋狝大典。木兰秋狝虽名为狩猎，但在安营、扎寨、行军、布阵、合围、射猎等过程中则完全模拟战争。不光是北巡，乾隆帝在南巡过程中也融入了不少军事因素，如调动部队频繁变换行军和营寨阵型，过路时还指示军机处官员与周边民政官员协同配合，征集钱粮，用以考察战时状态下的后勤配合效率等。除此之外，清前期还非常重视有组织的军事演习，如秋操，并对不合格的八旗士兵进行适当裁汰。
而相比于军事演习，清前期带给八旗兵最大的锻炼机会实际上是实战。清前期对内对外战争不断，八旗兵尤其是满洲八旗基本上次次都被放在主力位置上。即便到乾隆年间，索伦兵成为清军摧城拔寨的利器，但乾隆帝仍然不忘让满洲八旗与索伦兵一道冲在前面打头阵，他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断淬炼自己的战斗能力和战斗意志，某种程度上延缓了堕落的速度。
但是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尤其是伴随着康雍乾盛世的落幕，八旗兵也摆脱不了逐渐腐化和堕落的命运。当然原因很多，但个人认为，主要原因有二：
第一是因为王朝中后期出现的财政拮据，吏治**，中央集权弱化等结构性、制度性问题，加之承平日久，军备废弛，导致八旗兵不可避免地腐化堕落。这是任何一个封建专制王朝都会出现的共同问题。
第二是因为满洲、蒙古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深度汉化后，逐渐摆脱了恶劣的生活环境，在生活方式上更倾向于奢华、繁复和文明，但也由此失去了原来粗犷强悍的战斗能力和战斗意志，变得重利而轻义，好生而恶死，崇文治而轻武功。简而言之，这是前现代时期的一种文明病。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在融入更加先进文明的生活方式后，都会出现这种变化，而本就先进的文明也会因为社会风俗日渐奢靡而逐渐走向腐烂。
事实上，军队腐化堕落，进而失去战斗力，这是一种必然趋势，无论是清朝抑或是哪个朝代，又无论是清朝皇帝还是哪朝的皇帝，都无法摆脱这宿命般的结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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